置顶嘟文

审查制度一般不会改变人们的意见,但它确实使人们更有可能仅仅与自己意见一致的人交谈。而当人们只与政治上相似的人交谈时会发生什么呢?有据可查的群体/政治两极化的影响占据了上风,说话者在接触到不同意见时可能会缓和自己的信仰,但通过群体两极化的力量,一个人的仇恨方向就变得更加激进了。
言论自由究竟应该是什么?:12个最常见的错误断言
iyouport.substack.com/p/12-8d8

置顶嘟文

以后要关注我的人,请你在按了“关注”之后给我私信说几句话,否则我一概不受理

5.文化特殊论?
5.1制度根源,而不是文化因素致使美国具有缺少强有力的社会主义运动、种族分裂和右翼极端主义时常复兴的特性。这种论断对中国中产阶级的态度问题也同样成立:这种态度是对今天中国从过去继承的制度现实(一党制、国家控制经济、庞大工人和农民阶级的持续存在)的反应。许多其他后发展国家的经济都遵循了相似的制度路径,而且他们的中产阶级也相似地在他们更为壮大之前呈现不活跃的状态。
5.2中国的社会学家希望持续的繁荣能够减少社会冲突,也希望追求稳定的中产阶级会继续支持现有政权。另一方面,如果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变得越来越自由化,即使他们会继续忍受一个持续带来繁荣的政权,他们对政治疏离感也会增长
5.3不能指望中产阶级会成为民主化的决定性力量,除非它以某种方式克服了与其他阶级的文化和社会隔绝,又或者它经历了一定的过程终于成为了中国“钻石型”社会结构中规模最大的阶级。
5.4然而,如果经济增长停滞,或者现政权开始左转(可能性很小)并侵害中产阶级的利益,中产阶级的安宁生活就会受到威胁。当中产阶级的经济和社会地位的安全程度降低,他们有可能会支持某种形式的极端主义。在中国,这种极端主义很可能产生自仇外的民族主义,而这种民族主义正是政府一直作为支撑其合法的一种资源来推广的。为了表达这种民族主义的愤怒,中产阶级可能会指责政府叛国或者软弱,而这将推动政权往更为专制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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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第三个群体是改良派。他们看到了体制的弊端,但也在他们的有生之年看到了进步。他们相信,通过教育、写作或者法律工作,他们可以用自己的方式推动未来的进步。
4.6最后一个群体,也许可以被叫做疏离者。这样的人可能在年纪更大或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中产阶级成员中比较普遍。他们对体制没有幻想,但还没有准备好冒着很大的风险投入到反对运动中,也没准备好放弃他们的优势地位和资源去到国外过一种比较没有权势的生活。
4.7他们是焦虑的。中国中产阶级缺少的是一种安全感。经济上,除了一小部分人富裕到可以将资产转移到海外,中国中产阶级的财富增长还是要依托于一个不透明的官僚体系的管理能力,而这种能力在并不清晰的未来将经历风险很大的变化。每一次的经济放缓都感觉像是可能来临的灾难的预兆。政治上,中产阶级被夹在中间。上面是执政党,它正在经历着一场以反腐运动为形式的、诡谲而又危险的斗争。下面是大量的工人和农民,他们被认为是不文明的,在强压着不满的怒火。而且在中产阶级看来,他们和下层阶级的利益是互相对立的。
4,8这就是那些陷在不稳定的现实中的人的矛盾心理。这也是现在的体制看起来非常害怕中产阶级的原因,尽管这个阶级表达出对其很高的支持度。习近平的体制已经在试着采取措施震慑中产阶级,而且一些有限的、小规模公民社会活动空间的开放也转变为更高压和威胁性的政策。这些措施看似阻止了中产阶级去挑战政权,但也付出了增加其焦虑感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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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他们在悄悄地想着什么?
4.1中国中产阶级的成员确实拥有一些财产,他们希望政府通过法治来保护其财产;他们有稳定的工作,这就给他们一种过有尊严生活的期待;他们接受了教育,就有了去探索世界和独立思考的工具。他们已经通过消费、电视、电影、互联网、旅游和留学被西方的价值深深影响了。
4.1尽管有社交媒体的兴起,中国大多数中产阶级仍然主要从被政府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媒体获取信息。
4.2中国的中产阶级是沉默、冷漠和疏离的:
政治疏离是被动的政治冷漠,相对于通常的政治冷漠,政治疏离并不稳定。更直接一点,政治疏离本身就是一种期望张力,是政治期望没有得到释放的隐性状态。封闭的政治秩序可以压抑政治参与的热情,同时也可能为未来政治参与热情积累着力量……一旦政治疏离显性化为政治参与,其对政治秩序的压力可能比通常的政治参与更加剧烈。
4.3大多数的中产阶级可以归类为其他的四种群体。
4.4最大的一个群体可能是在政治上麻木的.这种情况在中产阶级的第二代中尤其普遍。因为年轻,他们对1989年没有什么记忆,对文化大革命更是不了解。他们在一个强调事业和消费的环境中长大。他们明白政治是不能碰的东西,大家心照不宣。
4.5第二个群体是接受者。他们喜欢他们所在的中国,中国的体制就是这样,体制的真相就是他们准备接受的真相。即使中国保持威权体制,他们的生活还是比生活在毛时代的上两代人更自由、更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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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对新的中产阶级来说,政治参与会分散注意力。目前,中国的中产阶级还未形成共同的认知和利益,更不用说对社会财富的稳定信念,而正是这种信念会促使更多的成熟中产阶级有信心去维护自己的权益。
3.6中国的中产阶级没有这样的社团生活。政府将那些有可能与自上而下的青年、女性和工人“群众组织”竞争的组织都列为非法。
3,7政府通过认可五大宗教并对它们的人员、财产和活动进行控制来寻求对宗教生活的控制。独立的宗教组织只能在地下运行,并尽可能地避免同当局接触。
3.7城市社区没有与(被中共严密控制的)农村选举相类似的选举。被视为“自治”机构的社区和居民委员会都是自上而下进行组织、由政府雇员操控、须承担诸多任务的。社区与居民委员会的预设功能之一就是让中产阶级居民觉得自己比下层社会的人群更“文明”、有更高的“素质”,并为作为社会和谐与政治服从的典型而感到自豪。它们不仅是安全机关建立的监视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会帮助国家根据监控信息来采取行动,并时不时地作为政治运动的一部分来介入。
3.8目前最活跃的中产阶级社团生活平台也许要算代表房屋所有者对抗地产公司和物业公司的业主委员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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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在北京、成都和西安的调查显示,60%的中产阶级调查对象受雇于国家机关,而这一项因素对民主的支持程度呈现出明显的负相关。大多数的医生为国家控制的医院工作,大多数的作家为官方的作家协会写作。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表面上独立,但实际上被国家监控。而较多独立业者的艺术和建筑业,也要依靠国家的委托和订单来挣钱。独立企业主只占中产阶级一小部分,而且他们也要依靠与官方的密切联系来”搞定“生意。这是”依附性“的中产阶级,而不是独立的。
3.3中国中产阶级的崛起始自1990年代的住房改革。通过改革,政府和国企员工通过下面的渠道以很少的代价成了房产业主:一是单位住宅私有化;二是单位新建住在低价卖给员工;三是单位补贴员工购买商品房。
3.4中国中产阶级的特殊之处在于”新“。西方中产阶级起源于中世纪的欧洲城市,作为一个不寻常的阶级出现于17世纪,并与现代民族国家和民主制度一起成长,拥有被广泛认同且具有合法地位的身份。相反,严格地说,中国的中产阶级在1979年之前不存在。共产革命之前的一个小规模的中产阶级在1950年代就被彻底消灭了。取而代之的是过着朴素生活、受少数党内精英领导的“一支多层级工人的军队”
3.4目前中国大多数中产阶级是第一代成员,其生活方式与父辈有着明显不同,而且周遭生活的也是与他类似的、有着全新社会身份的人。即使在有两代人的中产阶级家庭,代际的文化差异也非常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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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安友《中国中产阶级谜题》选录

1.前言
1.1中产阶级基于物质利益或文化价值,更倾向于选择民主,但是它的存在不一定导致通向民主的社会变革,还要看其它阶级的立场、体制内权力的平衡状况和不可预知的危机的出现。
1.2然而,中国中产阶级不符合这样的预期。在与当局发生冲突时,他们会尽量避免挑战体制,而是采取规劝的策略,表明自己对体制的忠诚,并声称自己只批评低级官员。
1.3中国的中产阶级广泛地认同体制,而且比其它社会阶层更不认同民主制度,所以不可能在近期之内成为民主制度的推动者
2.哪些人属于中产阶级?
2.1根据2008年的亚洲晴雨表调查,中国58.2%的人认为自己处于中间位置,77.2%的人认为自己生活比过去好
2.2李普赛特是将农村小地主、城市小商人和白领独立专业人士作为典型中产阶级现象,他们占有一定财富与社会地位,于是就有了免于专制政府剥夺的要求。
2.3按照中国社会科学院采用的分类法,中国的“中间阶层”指从事脑力劳动,主要依靠工资生活,具有谋求较高收入、较好工作环境和相当水准的消费与休闲生活能力,具有良好的公民意识与道德修养“。他们包括在党政机关和企业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白领和个体户。
3.中国中产阶级有何本质不同
3.1中国中产阶级主要由公务员、国企员工和国家控制的大学、医院、媒体等的员工组成。

不知道为何,我用tor浏览器登录长毛象的时候总是出现”哎呀!网页出现错误“,刷不出来。各位有这种情况吗?

凡是不注重信息安全的,在墙外把自己的真实手机号码跟地址让全世界都看得到的,就不要在我面前说自己是“反贼”了。您这不叫“反贼”,应该叫自投罗网贼。


根据黎安友的研究,中国60%的中产阶级受雇于国家机构,其他没有受雇于国家机构的独立业者也需要依靠国家提供的订单来维持生计。所以中国的中产阶级是依附于国家的,短时间内不可能形成独立于国家之外的强大的公民社会。
因为依附于国家,所以他们对现政权的支持度超过国外同类。但是他们又知道国家不会保护他们的私产。所以他们又无比焦虑。这导致了他们精神分裂般的种种作为。
当出现经济危机的时候,中国的中产阶级更容易去支持一个独裁政权,推动政治向极端化方向发展。

见《中国中产阶级谜题》


,焕发出另类的生机。然而,他们并不会因为使用了“革命”的语言而自动革命起来。当有人挑战到他们的既得利益的时候,他们的反应不会与他们声称的“革命”对象有什么两样,立即露出了他们的阶级本色。
自诩“革命”的当局也并不会因为他们使用了“革命”的语言就忽略他们造成的威胁。但当局并没有办法向对付他们的前辈那样把他们彻底污名化,而是采取了分而治之的策略。一方面迎合这种话语体系,让这套“革命”的外衣成为迷惑人的工具,另一方面又对不愿受迷惑的人予以秘密镇压。
只要当前秩序不发生根本性改变,国家机器与城市中产阶级的猫鼠游戏就会一直进行。中国的新兴城市中产能否建构起自我意识?现在还难以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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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在《雾月十八》里说过,当新生事物出现的时候,人们往往不知道该如何定义与面对它。这时,人们就会从故纸堆里翻出一些早已过时的字眼,拿出来再清洗一番,当作理解新生事物的手段和工具。
中国城市中产阶级便是这样一个新生事物。改革开放短短不到几十年,中国便出现了一个庞大的城市中产阶级群体。而这个群体,及其所拥有的经济与政治地位,无论在中国传统世界观,还是二十世纪的革命世界观中,都闻所未闻。他们到底是什么?他们对中国社会到底有什么贡献?他们存在的意义是什么?这些问题,都是这个群体必须回答的。
第一批回答这些问题的人试图将自己与西方国家的中产阶级联系起来。在这些人眼里,为了获得存在的合法性,中国必须成为一个类似于西方的社会,它在政治经济方面都要向西方看齐。于是他们的一举一动都模仿他们的西方同类。也有一部分人在民国的知识分子当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于是梦想者回到那个旧日的好时光。只可惜,这个愿景非常容易引发当局对“颜色革命”的本能警惕。所以,从2013年开始,他们就受到了当局的打压,再也没有恢复当时的辉煌。
第二批回答者则试图将自己与宪法中的“统治阶级”联系起来,赋予自己"工人阶级“的身份,通过将自己与”过去的美好时代“的”无产阶级专政“建立联系,来构建自己的合法性。在他们的努力下,故纸堆里的红色话语突然又”鲜活“起来了,原本被视为旧时代遗物的革命艺术又被从博物馆里请了出来

墨茶去世快一周年了。在他死后,他的命运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先是因为他的”左派言论“,被”左壬“当成”亲密的同志“,可是,没过多久,就先是被扒出骗钱,然后被媒体报道成一个好吃懒做,不懂得社交的”死肥宅“,被冷嘲热讽。关于他的争论至今仍未断绝。
我不想评判这些争论。我只是想借机提出我的疑惑:一个人发表在网络上的言论,到底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定义一个人?我们如何定义一个人是“兔友“还是”神友“,是”左壬“还是”右壬“,是”女拳“还是”男拳“?难道就看他在网上说了什么话?

你认为可以从一个人在网上的言论看出他的本质吗?

读过《傳教士的詛咒》 :star_solid: :star_solid: :star_solid: :star_solid: :star_solid:
neodb.social/books/12122/
中国天主教徒在信仰与现实、历史与当下、民族与自我、国际与国家的夹缝中苟且偷生400年的陈年往事


所谓的“知识分子面对权力”纯粹是伪命题,因为掌握权力的也是知识分子,这应该叫做“没有权力的知识分子面对有权力的知识分子”,属于知识分子的窝里斗。你们斗赢了,吃香喝辣,我们不说你们;你们要是输了,也不要到我们面前装可怜


说实话,我觉得阿西莫夫的《基地》只有第一部作品可以称得上是科幻小说,其间的历史感让人回味无穷。而其他几部作品就没有那种感觉,直接堕落成了特异功能神棍之间的大乱斗,与其说是科幻,倒不如说是玄幻。


2008年是会载入史册的一年。那一年,一切都发生得毫无征兆。可是,现在回想起来,上半年发生的一切,似乎更像是预言,它们提示人们之后的日子会有多么地坎坷。
而下半年的金融危机便是结束的开始。当我们在嘲笑西方国家的狼狈的时候,并没有想到它的阴影会笼罩世界。
资本主义逻辑下的社会有个特点,就是在经济突飞猛进的时候,一切都好说,人们都懂得礼貌对待他人,而弱势群体也能得到应有的尊重;而一旦陷入衰退,人们就到处看他人不顺眼,社会矛盾会激化,弱势群体的地位就变得尴尬。从2008年到现在,全世界都开始变得封闭保守,而疫情又让这封闭保守变得更加理直气壮了。


现在回想起来,1992—2008年真的是一个黄金时代,作为90后的我们有幸见到了她的余晖。
那段时间里,共产主义政权要么倒台,要么变质,新自由主义影响下的经济体迎来了突飞猛进的增长。那时还没有智能手机,谷歌还在中国,中国人还能在网络上直接打出国家领导人的尊姓大名,所有人都坚信世界会更好,一切都欣欣向荣,充满希望。
我不知道我们下半辈子还能否有这般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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