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南明史》,顾先生还说起过他之所以迟迟不愿意交付出版社,也因为他一直是手写,写着写着有新材料了,他就得改;改得乱了,他就得再抄。先生每抄一遍、改一遍要小半年时间,我们后来整理先生的手稿时,就发现有很多包稿子,先生的手稿是用旧的挂历做封面,然后拿大夹子夹上,一本一本的,现在这些手稿都捐给了北师大图书馆了。」
dushu.com/news/35092/

顾诚教授的《南明史》阅毕,此刻只想原地起立敬礼!

「(在“文革”中)赵俪生成了被揪出来的“反动学术权威”,没过几天,左邻右舍全部沦为“牛鬼蛇神”,上吊、跳楼、失踪的消息不断传来,家人生怕赵俪生想不开。赵俪生却告诉家人:“翻翻那些历史上最严酷的年代,都是持续不了多久的。要么统治阶层自我调整,要么天下大乱、官逼民反,它总得有个终结,谁让咱们赶上了这个时代,就这么往下熬吧。”赵絪认为,之所以饱受二十多年煎熬,家中却无一人绝望、无一人堕落,正是因为父亲不断用历史的眼光告诫家人:这个时代一定会终结。熬下去,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正因为测不准,我们的努力才有意义。”

Pierre-Joseph Proudhon,General Idea of the Revolutio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trans. John Beverly Robinson (London:Freedom Press,1923),293-94.

就像成百上千万的珊瑚虫形成的珊瑚礁一样,大量的农民反抗与不合作行为造就了他们特有的政治和经济的暗礁。……当国家的航船搁浅于这些暗礁时,人们通常只注意船只失事本身,而没有看到正是这些微不足道的行为的大量聚集才使失事成为可能。

9月12日,贵阳政府在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宣布13日开始创建“无疫小区”。封控区域内,如果被评选为“无疫小区”,居民可以在小区内走动,社区里的超市可以营业,餐厅可以提供外卖。创建“无疫小区”有很多标准,其中一条是“群众自愿提出构建硬隔离相关设施”。
金子意识到“无疫小区”的目标让邻居变得更凶狠了。……做了那么多次核酸都是阴性以后,邻居都知道小区已经没什么感染风险了,也不再提到怕感染之类的话,而是为了成为“无疫小区”在互相监督。

theinitium.com/article/2022092

在对知识分子的劳动改造中,它以超负荷的体力劳动实现来灌输“劳动观点”,否定劳动分工的必要性,其实质是要求知识分子尤其是有着独立思考和质疑精神的知识分子放弃自己的思考,而通过劳动和思想的双重改造向由官方钦定的劳动者模范看齐。

对于知识的贬抑,并非来自对知识价值本身的质疑,而在于让人们放弃独立思考,选择追随与效忠。

“他会自我设限,会时时感觉到有人在盯着他,所以他们的生活质量会下降,他们的情绪会变得糟糕。”

谈及《风骚律师》最后的结局,皮特·古尔德提到几位主角的不同,「我们有三位主角。Walt某种程度上得偿所愿。他死了,但他注定是要死去的。Jesse遭受了巨大的痛苦,但他获得了自由。而Saul/Jimmy选择了在监狱里服刑更长的时间,因为他想过一种诚实的生活。」

大多数下层阶级自古以来就与公开的政治组织无缘。不过,这并不妨碍下层民众从微末之处、以集群之力、通过同谋协作来发挥作用,从底层带来政治变革。

一统体制与专业化发展不兼容。

动员型机制的组织基础是动员型政府,而政府要保持动员的高效率和应急能力,就必须突破按部就班的官僚理性,以政治逻辑代替官僚(行政)逻辑。

理性化官僚政府发展缓慢的原因:官僚理性一方面否认了中央集权任意干涉的权威,另一方面约束了基层官员行为和执行政策的“灵活性”,加剧了一统体制和有效治理间的矛盾。

“依法治国”的实现阻力:1. 法律的稳定性束缚了中央政府使用运动型机制的空间和范围,限制了自上而下的动员能力;2. 地方政府为了实现”灵活有效治理“,常常采用与法律条文相悖的做法,在增强了基层政府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的同时,不断地侵蚀弱化法治基础和法理观念。

任何社会都有其特定的动员资源、组织社会行动的资源库(repertoi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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