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感叹:哈迪斯的王子真的没法不受欢迎耶!嘴甜大方能打又靠谱!
女朋友:对呀!有的人花心,那是普渡众生。

有道理!
但还是感觉

根据心理学“认知冲突”理论,追求逻辑一致性几乎是人类的本能,类似饿了想吃饭、渴了想喝水一样。所以只要一个人肯定自己的权利,走向对他人权利的尊重就成为趋势。换言之,普遍权利观念之所以有力量,不仅仅因为它美好,更因为它是一种均衡。
当然,走向均衡的道路未必通畅。有人说,中国过去一百年的悲剧是,任何一点进步都要以付出最大的代价为成本。本来可以两点一线走完,结果中国人过去一百年愣是在两点之间走出了一团乱麻。简单的事情被搞复杂,大约就是因为太多人只有亲自倒霉一场,才能体会到权利的可贵,好比一些孩子非要自己被烫一次,才知道不能随便玩火。数亿人只有被烫才明白火的危险,进步的代价能不大吗?所以笨可能确实是一种人品。甚至还有不少人被烫了也未必明白危险,这种人据说叫做“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碰到这样的人,笨就连人品都不是了,它是一种意志。
《他也可以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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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三十年代初,英国作家萧伯纳访问了苏联,被领着参观了种种社会主义成就后,他回到英国发表文章,驳斥了各种“污蔑苏联建设伟大成就”的言论。“我们想证实,没有任何证据表明那里存在着经济奴役、匮乏、失业......在所到之处,我们处处看到充满希望和热情的工人阶级......”事实上,就在他参观苏联前后那几年,强制性农业集体化导致了约七百万人在饥荒中死亡。
无独有偶,写作《红星照耀中国》的斯诺,在一九六○年和一九六四年两次访问中国后,也将关于中国发生了饥荒的传闻驳斥为“冷战宣传”,他表示:“我在中国没有看到饥饿的人,绝没有像过去那样的饥荒......”你看,没来的人都没有举手,大家都在这里,这样多么好。
《没来的请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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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知识分为三种:你知道的,你不知道的,以及你不知道自己不知道的。……因为不知道自己不知道,她相信北京五环内的所见所闻,就是“时代的最强音”。也是,在人类不知道火星的存在的时候,没有人会好奇上面都有些什么。
在一个信息传播受限的社会里,坐井观天几乎是认识的必然趋势。开着新添置的汽车,住着新装修的房子,手里捧着三十块钱一杯的咖啡、另一只手举着iphone的人,的确会困惑:你说你都吃得起麦当劳穿得起七匹狼了,还嘟嘟囔囔,是不是太忘恩负义了?
除非你意识到中国不仅仅存在于都市的“五环”。在海水的深处,阳光未曾照耀之处,还有韩颖雷金模们,并且每一个已知的韩颖雷金模们,很可能还对应无数我们尚未知晓也无从知晓的韩颖雷金模们。在苍苍莽莽的雪地里,要保持对那个被遮蔽世界的知觉,你得不断提醒自己不要睡着不要睡着不要睡着。这个道理听上去简单,却未必人人知晓。
《没来的请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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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可能影响社会稳定与发展的形象,所以关于他们的信息总是模糊不清——虽然互联网上偶有透露,但相关信息总是倏忽即逝。又因为这是一个大众媒体的时代,所以如果他们不曾在大众媒体上存在和停留,那么他们就几乎相当于不存在。这当然不是说《清明上河图》上画的车水马龙是假的,但车水马龙的背面,还隐隐浮现着另一个不那么豪迈的世界。
“这些都是发展中的问题,毕竟要看时代的主流!”我的朋友说。到底什么是时代的主流,我不大清楚。我只知道当一个人得了胃溃疡,医生不能视而不见,安慰他说:要看身体的主流嘛,除了胃,你的其他器官全都是好的!
《没来的请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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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各个领域的公共论争都有降格到“标签战”的危险,主张什么似乎都会产生四处揪斗的红卫兵气概。虽然有些人试图边讲道理边贴标签,但标签往往以辞害意,令人不愿听标签后面的道理,于是交锋不能深入,论争总是戛然而止……
以贴标签来代替说理,或不必要地以贴标签来强化说理,不知道是不是我们革命“战斗文化”的一个遗产。毛主席虽然在“文革”中批评江青开“帽子工厂”,他自己运用各种标签却是得心应手。……
总之不管你主张什么,你肯定都有问题,都需要改造思想,需要匍匐在惟一“正确”的思想面前认罪以求得救。至于到底什么是“左倾冒险主义”、什么是“右倾机会主义”,这些概念是否经得起仔细推敲,似乎不重要了。标签的意义就在于屏蔽而不是展开思考。
……在非黑即白之外还有很多思想的灰色地带,而这个地带往往最考验思想的精细,通过将他人的观点极端化取消其意义,恰恰是公共讨论中的避重就轻。标签盛行的地方,理性易于枯萎。在思维极端化的背后,是认知上的懒惰,以及对教条的渴望。
《标签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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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看过一个段子,说中国人爱走捷径:因为懒得锻炼身体,所以特别推崇各种补品;因为不愿承受经营劳作之苦,所以好赌风气长盛不衰;因为嫌恋爱麻烦,所以嫖客文化十分兴盛??这话也许以偏概全,但也有其闪光之处。近日观察各式网络论战,又想起这段话,原因是我发现,很多人在公共领域的辩论中也爱走捷径,那就是:贴标签。
《标签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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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孩子在成长过程中,被父母打骂时,经常听到“我这都是为你好!”每次听到这话我都纳闷:打他是为他好,骂他是为他好,对他的感受不闻不问是为他好,那什么是不为他好呢?为他好就不能听听他的意见吗?
也许“家长式政府”也应该停下来想一想,用心良苦是不够的,还需要把民众当做平等对话者。时代已经变化了,今天的主要矛盾也许已经不仅是落后的生产力和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之间的矛盾,而且是政府“我说了算”的习惯与民众“我说了才算”的愿望之间的矛盾。
《怎样推销糖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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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图绕过程序正义,依靠“宣传”“维稳”来寻求民众合作,在一个民众理性能力和权利意识逐渐强大的时代,只会越来越捉襟见肘,甚至会陷入政府“怎么做都是错”的可悲境地。其实,只需要把民众视为有理性能力、对话意识和选择权利的成年人,而不是当做看到糖果就两眼放光、看到标签就上钩的儿童。如果你不允许他们以思考、对话、选择等建设性的方式参与,最后他们很可能会以砸车、扔石头等破坏性的方式参与。人之为人的尊严总要一个表达的渠道。
当然政府可以以特警驱散人群,但被压制下去的愤怒只会在下一次冲突寻找出口。政府还可以叫停钼铜项目来稳定民众情绪,但万一钼铜项目的环境危害果真不那么严重,而仅仅由于决策缺乏透明和民主而被叫停,这岂不是政府与民众的“双输”?悲哀的是,在民主程序匮乏的地方,政府往往不得不饮鸩止渴,以民粹政策来弥补程序合法性不足。
《怎样推销糖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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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不在于“部分群众”有没有听到,而在于决策过程中“部分群众”是否有机会说。如果不能将公民参与纳入到决策过程当中,视其为政治正义的内在部分,再多的宣传都会显得可疑,甚至宣传越多越可疑。如果街上有个陌生人突然塞给你一包糖果,告诉你这糖果很有营养,你吃吧!你敢吃吗?如果这个陌生人加大“宣传攻势”,用英法德三国外语就这糖果的营养价值进行天花乱坠的讲演,你会因此勇敢地吃下去,还是会把它推得更远,心里嘀咕这里肯定有“猫腻”?
如果真心想推销,推销者正确的做法似乎是:邀请对方来参观这种糖果的制作过程——此所谓决策透明;允许对方在参观过程中增减自己爱吃或不爱吃的原料:加点苹果和奶酪,去掉菠萝和果冻——此所谓民主参与;如果加奶酪会败坏这糖果的口味,而且有害健康,那么也许可以听听中立第三方比如营养学专家的意见——此所谓决策科学。在现代社会里,只有决策透明、民主、科学,才合乎程序正义。没有程序正义,你说你塞给我的是900块钱1克的山珍海味,我凭什么相信呢
《怎样推销糖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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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不在于“部分群众”有没有听到,而在于决策过程中“部分群众”是否有机会说。如果不能将公民参与纳入到决策过程当中,视其为政治正义的内在部分,再多的宣传都会显得可疑,甚至宣传越多越可疑。如果街上有个陌生人突然塞给你一包糖果,告诉你这糖果很有营养,你吃吧!你敢吃吗?如果这个陌生人加大“宣传攻势”,用英法德三国外语就这糖果的营养价值进行天花乱坠的讲演,你会因此勇敢地吃下去,还是会把它推得更远,心里嘀咕这里肯定有“猫腻”?
如果真心想推销,推销者正确的做法似乎是:邀请对方来参观这种糖果的制作过程——此所谓决策透明;允许对方在参观过程中增减自己爱吃或不爱吃的原料:加点苹果和奶酪,去掉菠萝和果冻——此所谓民主参与;如果加奶酪会败坏这糖果的口味,而且有害健康,那么也许可以听听中立第三方比如营养学专家的意见——此所谓决策科学。在现代社会里,只有决策透明、民主、科学,才合乎程序正义。没有程序正义,你说你塞给我的是900块钱1克的山珍海味,我凭什么相信呢
《怎样推销糖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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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特的问题意识当然不是没有道理:自由讨论有力不能及之处,迫不得已时甚至可能依靠暴力解决政治冲突(比如美国南北战争)。但诉诸强力的前提是“迫不得已”,即所有的对话空间都已被开拓和穷尽。
换句话说,只有在罗尔斯的“公共理性”和哈贝马斯的“有效沟通”被穷尽的地方,施密特才可能有意义。但是在自由讨论仍极不充分的情境下讨论自由的限度,在罗尔斯和哈贝马斯都没出现的中国大谈施密特,好比一个300斤重的胖子刚减肥30斤,就开始对“他会不会太瘦了”这种“紧急状态”喋喋不休,问题意识错位到哪儿去了呢?直把加州当汴州了吧
《今天您施密特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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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简单的道理是:逻辑和论据当然不可能说清所有的社会现象,但是有逻辑和论据总比没有更好一些。中国近当代知识分子里我最爱的还是胡适和顾准,因为在一个几千年陶醉于“意境美”的文化里,他俩一个讲实证精神,一个讲经验主义。不狐假虎威,不故弄玄虚,倾心于“此话怎讲”和“何以见得”这样朴素的思维方式。
当然他们因此也分外孤独,在其所处年代里,简直可以说是孤鸿哀鸣。今天的知识界是否好些了呢?我放眼望去,一堆人在玩前现代,另一堆人在玩后现代,独独中间那一望无际的空地上,仍然人迹罕至凄凉无比。
《告别印象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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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小农意识”。又有不识趣的学者通过对江苏12县的调查发现,这12个县的抽样农民里,82% 认为村支书应由选举产生,近60%认为最高领导人也应选举产生。多数被访者甚至坚持,即使选举带来混乱也不应放弃。至于市场经济,就调查当年来说(2000年),大多数农民支持市场经济,支持率比北京市民还高,可见这些这些小农真小农,急需长衫飘飘的知识分子们从天而降去启蒙去改造。
《告别印象主义》

而实证是什么呢?实证无非就是“推敲”二字,就是多问个“此话怎讲”以及“何以见得”。用科学的语言来讲,就是一讲逻辑,二讲论据。在讲求意境美的文化里追究逻辑和论据是讨人嫌的,主要是破坏气氛。人家在那翩翩起舞如痴如醉呢,你咳嗽一声说:这个这个,您的裤子拉链没有拉紧。
《告别印象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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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证精神大约是中国文化里最缺乏根基的传统之一。据说中国人崇尚的是“意境美”,不屑于西方人把鼻子画成鼻子、眼睛画成眼睛的透视观,又据说中国人精于“整体主义”观,看不上那种“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认识论,于是在意境美和整体主义的感召下,在中国一切学问往往都被搞成了文学。伦理学、政治学、哲学就不说了,连医学也是如此,“肝属木,心属火,脾属土,肺属金,肾属水”,修辞真工整,意境真优美,可以直接入选《古代优秀诗歌选集》。
这种语义含糊、逻辑不详、论据朦胧的“印象主义”在今天中国的知识界界仍然大行其道。
《告别印象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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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莱坞明星朝三暮四那叫风流倜傥,放在政治家身上那叫不要脸。经济学家没有预测出经济危机那叫谨言慎行,放在政治家身上那叫蠢货。CEO们用股东的钱吃香喝辣那叫商业拓展,政治家哪怕旅行借住富豪朋友的别墅都可以是惊人丑闻。
但同时,正是“批判性公民”的警觉,在推动政府完善公共服务。正是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在把这个政府改造得越来越值得信任。这也是为什么在民主国家,民众对政治机构的不信任日渐加深,但这些国家民主制度的质量都稳居前列。换句话说,民众对政府一定的不信任恰恰成了政治健康的表现。
《肩负自由的疲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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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里有一个词叫“批判性公民”。根据这个理论,随着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民众权利和尊严意识提高,他们会变得越来越饶舌。这些饶舌民众的基本特点是:大惊小怪、小题大做、不依不饶、一哭二闹三上吊。什么?法定退休年龄从60岁升到62岁?岂有此理,游行去。燃油税要涨7毛钱?天理难容,抗议去。政府要砍掉一半的大学生助学金?欺人太甚,扔臭鸡蛋去。
罗素说,所谓民主,就是选一个人上去挨骂。
《肩负自由的疲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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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过去了这么久,但星星还是那个星星,月亮还是那个月亮,“打倒×××,再踏上一万只脚”的旗帜还飘荡在我们灵魂的上空。难怪有个叫施密特的德国哲学家在中国追捧者甚众,他说政治的要义就是“分清敌我”,对于习惯于“敌我思维”的人,几千年来忙着划分忠奸、划分贫富、划分中外??这理论多亲切啊,简直是量身定做。
《迷人的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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愤怒之所以令人上瘾,大约是因为愤怒是通向正义感的捷径。人是需要自我认同的,换个现在流行的说法,人是需要“存在感”的,而正义的自我认识是这种“存在感”的要素之一。当然通向正义的方式很多,比如为几百万尘肺患者奔走呼告筹款捐钱,比如数年不放弃寻找失踪的“黑窑工”,比如坚持为弱势群体打官司,但这些似乎都太费劲了,哪有上网骂人省时省力——这边义正词严地敲三个字,那边镜子里一个悲情英雄的形象就已冉冉升起。何况隐身于集体中,安全温暖,还战无不胜。前面是张三李四,后面有王二麻子,“同去同去”,占领不了别的高地,道德高地还占领不了吗?
《迷人的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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