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前很少去山里度假,因为没有美食和海鲜,但是我住的地方不论哪个方向开两个小时都有山,就连攀岩馆聚会都约在山里。于是我定了人生中第一个农场木屋,出发了。突然发现,山是有灵性的,起起伏伏的山丘和山谷铺满了碧绿的草,清晨卧室的一面窗看得到牛,另一面看得到🐎。他们悠闲地吃草,晒太阳,互相陪伴,夜晚在繁星下打盹,早上被我的噪音打扰就迷迷瞪瞪的盯着我看。山是仁慈的怀抱,和海洋是一样的,孕育生命又慈悲的等你归来,不发一言的迎接。我们只需要有水,有食物,有爱。

前些日子推上传一个视频,几家大报也报道了,北韩电视台一个女新闻播音员被金正恩赏了一套房子,金带他们去看房,这女的说,全家人感恩啊,哭了一夜。还有不知哪里来的另一个老娘们,俩人恨不得挂在领袖身上。灵长类母猿在发情期碰到比自己地位高的雄性有个动作叫present,我看这两位如果不是自知年纪比较大,就要当场present。
看了以后就是替她们感到深深屈辱,比铁链女还屈辱。

哈维尔说,共产主义就是对人无止境的羞辱。他举了个例子。一个卖菜的,在自己门上贴“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他这什么意思,他是在对全世界无产者喊话,让大家联合起来么?显然不是,他是在对他周围有权势的人喊话,喊得是,我怕你们!我最听话!别难为我!
那他为什么不直接在门上贴“我怕你们!我最听话!别难为我!”呢?
当然,这不符合游戏规则。
但是刨去规则的问题,他自己明白自己实际上是想喊这个么?未必。
他要脸啊,他有自尊心啊。即便这样做符合规则,要直接这么喊还是很难的。但是他生活在一个要生存就必须随时present的地方,所以怎么办呢,他就贴“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而且他会去信这个东西,只要信了,他就不是在牺牲他的自尊。

《理想国》里说到人的三个自我。一是欲望,吃喝拉撒,二是理性。第三个自我比较tricky,苏格拉底说这是thymos。他举个例子,一个人想看被处决以后的一堆尸体,但又厌恶自己这种低俗好奇心,最后还是忍不住看了,然后就骂自己。他对自己的这种愤怒,这就是thymos,因为知道做了配不上自己自尊的事。大概就是荣誉感,自尊心,这既不是欲望也不是理性。
佛郎西斯科福山在他三十年前旧作《历史的终结》里把哈维尔和苏格拉底这两个例子放在一起比较。
共产主义这个制度它不允许你在三个自我里寻求平衡,你必须至少彻底牺牲一样。你想要thymos,而且你不允许自己欺骗自己,那你就做Navalny那样的人,职业异见者,你必须为此放弃生活所有其他主题。
那一般人怎么办呢,引车卖浆者流,彻底没有自尊他也是活不下去的。
有一个办法,给你一个东西,叫意识形态,它替你把所有谎都撒了,而且说的貌似天衣无缝,你只要信了它,就能在生存的同时保留自尊,而且还认为自己挺有理性。
福山是不是特别有原创思想的政治哲学家,这我没资格评论,但他是个超一流的老师。读他的书每一页都有收获。

我几个月前和一个朋友讨论意识形态这个东西。朋友的看法是,第一,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没有什么特别,基督教不也是一种意识形态。我是隐隐感觉共产主义更totalitarian一些,但我也确实说不出什么本质区别。
第二,现在中国并没有人真信这个意识形态,大家什么都不信。这个我不同意。当然马列主义可能是没什么人信,它不能解释的现实问题太多了。但官方的各种还未成体系的话语,相信的人太多了。为什么,什么都不信你活不下去。

在我的交换生活中,陪伴我最多的朋友是一位小学时就从国内移居新加坡、并早已拿到新加坡绿卡的女生。或许是因为受教育模式的影响吧,比起所谓的“中国人”,她给我的感觉已经更像一个“新加坡人”。而当我知道她在新加坡生活十多年,(初中时就有机会)却至今没有换成新加坡国籍,并交着NUS非本地生的高额学费时,简直惊诧得说不出话来。后来逐渐了解到了原因:她父母肯定是准备回国养老的,而她觉得新加坡狭小炎热、不宜定居,理想是赚够了钱后在上海买房收租,过上无忧无虑的中产生活。

再后来越来越理解为什么她会有这种想法:自小学之后,她只有寒暑假时会随父母回国探亲、旅游。而她对“故国”的印象,是她在张家界景区看到的山川,在内蒙古草原上看到的星河;是在重庆酒店里独享的酸辣粉和芒果冰沙,是大连几十块一人的海鲜自助;是三天送到的淘宝快递、热闹繁华的商业中心、以及与亲友相聚的亲切温暖……而普通中国人在升学、就业、定居中历经的折磨和苦难,对她而言都是全然陌生的。仔细想来,我的不少同学似乎都是如此——之前之所以和其中一位有过一些小小的争论,是因为当时的我完全无法理解为什么她仍对“疫情后”的中国经济怀抱乐观。但后来联系她自身的选择,也猜出了个大概:我知道她并无跑路意愿,读完英硕后是要回国继承家业的。她更适应国内的生活,有无法割舍的人际关系,父母也会把她的未来安排得很好——而对国内部分现状的轻微不满并不能抵挡这一切对她的诱惑。衣食无忧的中产小孩一路顺风顺水,从未经历太大的波折,又为何要走出舒适圈呢。

但当我正要以一种“尊重个人选择”的心态面对这一切时,上海疫情出现了,一些终于流传到ta们眼前的资讯带来了意外的转机。几天前在瑞典的公交车上,那位新加坡的女生毫无预兆的、很突然的对我说:“我已经三年没回国了,我在想我对祖国的爱是不是我幻想出来的”。因为她从各类帖文中了解到了上海疫情管控的现状——而她知道上海已经是中国最好的城市。她同样看到了那篇有关“美国律师为回国探亲被迫隔离三个月”的长文,这彻底打消了她暑期回国的念头。

然后她很认真的告诉我,她交换完回新加坡后,准备开始办加入新加坡国籍的手续了。

这实在是可喜可贺的事情——我连忙说是啊对啊我也这么觉得,并积极的分享了更多资讯。我觉得自己确实应该相信一下人类的常识和本能:时至今日,会有越来越多的中产家庭觉察到气候的转变,也会听到那些距离自己越来越近的哀嚎。疫情尚未开始的时候尚能心存幻想,觉得底层的苦难太遥远,无论如何都不会波及自身。但疫情第三年,上海,这座集万千光环于一身的国际大都市,它暴露的狼狈和腐败太过刺眼。只要能看到真实资讯,那些仍对故国心存幻想者就不可能不扣心自问:那些我无法割舍的繁荣与便利还能维持多久?我所热爱的祖国,在未来几十年的岁月里,真的还是一个“有钱”就能安居乐业、岁月静好的地方么?

终于可以发这首诗了!

偏偏复偏偏,胡编当户编,不闻激进声,唯留老胡观。问胡何所思,问胡何所见,老胡亦不思,老胡亦不见,昨夜见文件,中宣大点兵,官媒十二卷,卷卷有胡名,太行无编制,子午有前科,愿为中肯人,从此替爹征。

东方舔俄共,西方衰美坚,南方赞巴铁,北方骂汉奸,旦辞编辑部,长住微博间,不闻转评辱骂声,但闻夹总附和一篇篇。旦辞微博去,暮跨b站头,不闻转评辱骂声,但闻精选评论腻油油。

万里接飞盘,洗地度若飞,朔气传红头,温良变金V;大V十万转,小号百个灰;

归京见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勋十二表,人均给套房,可汗问所欲,锡进不当中宣长,愿驰千里足,送儿去新乡,爷娘闻锡走,做鬼也坚强,粉丝闻锡走,磨刀霍霍变豺狼。

离我东方土,坐我西方墙,剪我户口本,喜我绿卡长;当窗理文件,对镜拜玄黄,出门看伙伴,伙伴皆惊忙:同行十二年,不知锡进曾慕洋。

炎字火重烧,黄字两足长,拱火加快跑,谁能说我不炎黄!

当下很多人奉张爱玲为“润学天后”,其实也可以了解一下另一位上海名姝,郑念女士。张爱玲跑得正是时候,而郑念在上海历经磨难,才终于走脱。
郑念的先生是前国民党政府外交官,49年风云变幻之际,一心报国而留在大陆,任职于壳牌石油中国公司。先生逝世后,郑念接替他的职位,成为英国总经理的助理。
由于这样的身份背景,在六〇年代开始愈演愈烈的政治运动中,郑念备受摧残。她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里长达六年六个月之久,组织上要她承认错误,以便编造材料,用于政治斗争。而她的女儿,在此期间,不明不白坠楼亡故。
郑念在看守所里经历的一切,用“人道主义灾难”来形容,丝毫不过分。她坚韧地以背诵古诗词来保持神智清醒,坚持体育锻炼来维持身体机能。她始终不承认任何莫须有的罪名,并与看守、审讯、虐待她的人斗智斗勇。
当运动渐渐停息,她终于重获自由那天,女儿没有了,花园洋房也没有了。她继承和收集来的古董,也被迫“捐献”给了政府。
到80年代,她抓住国门重新开放的机会,以探亲为由,跑路美国。
她的这一段惊心动魄,鲜血淋漓的人生经历,全都记录在她的自传体小说 <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 > 之中。80年代末期大陆曾有出版过中译本《上海生死劫》,但未曾再版,已成事实上的禁书。
以49年为界,外资公司不是一夕之间从中国大陆消失的,法制与人权也不是一夜之间崩毁的。历史在重演,悲剧在重演……

感觉现在修个产假还要喊口号感谢资本家了。


按下厨房最高赞那个方子做的炖牛肉,自己加了些许改进。成品就是太好吃了,汤汁浓郁不腻,土豆入味软糯,番茄底味非常突出。是尝一口后会让你思索我该不会是什么土豆炖牛肉之神转生吧的好吃。方子放下面

我咽下一枚铁做的月亮
许立志

我咽下一枚铁做的月亮
他们把它叫做螺丝
我咽下这工业的废水,失业的订单
那些低于机台的青春早早夭亡
我咽下奔波,咽下流离失所
咽下人行天桥,咽下长满水锈的生活
我再咽不下了
所有我曾经咽下的现在都从喉咙汹涌而出
在祖国的领土上铺成一首
耻辱的诗

回办公室的好处就是公司管饭,早餐有咖啡酸奶热的蛋饼新鲜水果,午饭是餐馆送饭,不用考虑吃什么之后大脑就有了更多的空间去思考别的东西。顿家办公每天光是吃什么就耗掉很多脑容量,如果一个人每天都在为了基本生存思考,那是肯定没精力造反的。

#新冠时期的记忆
@covid19

已经有46天没出过寝室楼。一开始是封寝室楼,后来逐渐地开始禁止去别的楼层、禁止去别的寝室,再到强制在房间内戴口罩、禁止洗澡、禁止使用洗衣机、禁止洗头,到现在连刷牙洗脸都禁止了。

打热水不能自己打,必须由穿着白色防护服的人在规定时段替你接水。这些人还会在看到你刷牙的时候拍照举报,哪怕洗手间并没有可以看到她们没有举报的摄像头。

摄像头每天都会有人盯着,盯着厕所是不是进了三个以上的人,盯着有没有人偷偷洗澡,甚至盯着有没有人带着刷牙杯去洗手间。感觉也不像是为了所谓的防疫,只是为了抓人,为了享受惩罚别人,为了体验玩弄别人命运的快感。而这当然很爽。

穿白色防护服的人里,有学校行政岗员工指定的小领导。这零星几个学生不但可以瓜分全部剩余的物资,还可以在成绩单上乘上一个系数,就是考了80分教务系统里会录入考了88分的那种乘系数。所以她们不遗余力地举报每一个想刷牙的人、帮摄像头背后的监视者认出每一个被截图的学生、拼命地堵上每一张试图说话的嘴,因为她们得到了学校莫大的恩惠,因为保研近在咫尺。

一开始还会有人质疑有人反抗,后来随着敢张嘴说话的人一个一个被威胁被恐吓被记处分,所有人都变成了砧板上没有生命的肉。

每天的生活只是压抑地醒来,压抑地看网课,再压抑地睡过去。

偶尔有一块肉的神经细胞还没死透,挣扎着在砧板上抽动,死透了的那些还会指责,为什么不遵守防疫?你知不知道这么多人的努力成果都被你毁了?

于是46天之后,本来就没什么生机的学校变得一片死寂。和很久没见到的人在走廊里碰见,也不敢拥抱,不敢聊天,甚至不敢挥手,因为这违反防疫规定。

We are being watched.

啃了一个猴父子的waffle cookie 简直是我这辈子吃过最难吃的东西

昨两天热转的上交研究学会短诗大赛入围作品中最热门之一的短诗654号《陪葬》因为涉及丰县事件从入围新诗名单中消失,653和655之间查无此诗,正应和了诗名《陪葬》,653和655号之间的空白就像为654号诗立起了一座隐形的坟墓,同时上交研究生学会也特地为这条微博开了评论精选,评论区一片空白,也跟着一首不存在的诗一起陪葬了,这一系列结果让这首诗的彻底完整了。

我是亲生经历过武汉封城抗疫的,不过现在没有亲身经历上海的乱世,所以感受可能有偏差

我觉得武汉当时的情况比上海还是要好太多,个人觉得最主要的差异是“自治”和“政府管制”
在武汉疫情之前,从来没有“居委会”这个概念,这个东西就和工会一样,是个摆设,在哪里都不知道。所以封城的时候,大概混乱了没几天,小区里的能人就开始组织团购,家里肉类没断过,后来甚至开始团购奶茶、冰淇淋等等。这个习惯一直保留到了今天,我妈现在都还时不时团购点水果。家里3月突然断网了,我妈直接开车带我跨区去外婆家,也没有人管。

当时疫情时所有的麻烦可以说基本上都是官方造成的,什么语焉不详的官方通告导致所有人去抢超市之类的。

直到疫情快结束大概已经到了3月份的时候,居委会才开始真正比较有存在感,但干的事情也只是打打电话,问问哪家没有粮油米面,没得话居委可以送些应急。

现在武汉已经低风险区很久了,但居委会倒强势了许多,我出差比较多,每次回家就会收到夺命连环call,小区门口摆着摊位,居委会的大白24/7的坐在那,抓不是本小区的走访亲戚的人去做核酸。

可以说他们越管越混乱,但是3年疫情他们防疫没学会,倒是学会了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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